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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天稍稍转凉的时候，建筑工地就热闹起来。白天在工棚里光着身子睡大觉的工人们，到了夜间也不得不打起精神上工了。连续几天高温，建筑工地已经被烧到更高的温度，在这个充满炙烤和危险的环境，在这个人们动动都汗流浃背的时期，工人们却还要用自己的力气来改变这个城市。前几天，西安市气象局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称气温将超过40度。而天气预报的气温也一直在38度上下徘徊。事实上人们都知道天气预报的温度是远远低于实际温度的。因为天气预报的气温指的是地面以上1.5米百叶箱内的温度。拿秦岩的解释就是相当于普通人头部的高度放着阴凉通风的盒子并且盒子本身不带温度辐射，如果人的头部在这个盒子里但身子还在接受太阳照射、地面辐射等等，会不会受热不均甚至淬火。所以要遵守天气预报的气温，人们应当把自己放在百叶箱里踩1.5米的高跷才行。这就是为什么此前有些媒体自测气温高达50多度的原因。但调笑终归是调笑，天气预报则决定了工人是否要正常劳作。因为早在1960年，国家三部委就发布了《防暑降温暂行条例》，对高温酷暑条件下如何调整单位和个人的生产生活或其他社会活动做出了相关的规定，但是50多年过去了，也只有深圳市对高温作了明确界定和处理措施，其中明确40摄氏度以上就要停止工作。因而天气预报的40度也是一个敏感的红线，一般情况下是达不到的或者不能说达到。
对于建筑工地的工人而言，他们不管这些，也管不了这些。气温和天气预报到达什么位置对他们没有影响，只要工头一声话，无论多热他们都要上工，这就是命运。相对于工厂车间、写字楼、商业场所甚至业务路上的人们，工地工人受温度影响最大但是怨言最少。
北郊的北郊的北郊，一处建筑工地开始上工了，工人们都一如既往地走向自己的位置，和往常没什么区别。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之音，我似乎听到了他烛骨般的心跳……”董河星边走边唱这这首歌，而些每次唱到后面的“北京北京”时，他都改成“西京西京”，工友们经常听他唱，很多还以为这首歌本来就是唱西安的。
忽然有一个人问：“河星，你是党员不？”董河星说：“不是。”对方又说：“你都不是党员，恐怕我们这些下苦的就没有党员了。”董河星说：“是不是党员有啥关系呢？”对方说：“今天不是建党节嘛，要是有党员看有没有啥活动嘛。上一个工地建党节人家还搞了党员慰问，我们那就有一个，我们集体沾光。”董河星说：“中国共产党是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我一个农民工距离太远了。”对方说：“我看你就不像个农民，但是你就干了农民工的事了，你比我们上一工地那个党员农民工有水平多了。”对方又说：“你刚说党员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那个老汉也是个农民成分，咋也是党员？”董河星说：“农民中也有先进阿，你说人家是老同志，说明人家那个年代很重视农村党组建设。像我们这个年代，就难了。说实话，二十年前我还真想过入党，但是现在不想了。”“为啥？”“当时想入党是因为年轻，我们那个山沟沟里有穷，村干部除了收农业税、催妇女结扎啥都不会干，我想是入党了能参与一下村里的事，能带领大家致富。后来给村书记说了一下，被人家骂了一顿，还以为我要抢人家饭碗，所以党也没入上，家里也没指望了，就出来了。”
对方那个接着说：“你可惜了。现在有你那个时候想法的人太少了，你也不是个没文化的人，你咋能干这种苦活呢？”董河星说：“我咋就不能干，我有啥文化，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在村里就那几分地，种下只够吃饱，我不出来干啥。再说了，我出来凭自己力气挣钱，也没啥不好的。”“二十年前的高中生也不算低了，算是文化人了。我们乡上前几年的小学老师才是高中毕业。”董河星说：“不瞒你说，我高中毕业后就在我们邻乡一个初中当了半年老师。”“那你后来咋不当了？”董河星说：“代教啊。工资太低。”“那个时候工资低人家可以在职考阿，我们那就有民办老师专成公办老师了。”“我有啥办法呢，我妹子那个时候上高中了，我要是不挣钱，我妹子就上不了学。我在普通高中考不上大学，我妹子可是上了重点高中，我不能耽误她。”“当时家里还有谁？”“我家就我两兄妹。”“那就难怪了，你也真不容易啊。”“没啥容易不容易的，这不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吗。就是连串的事，让自己不敢放开手脚冒险，只能稳稳的维持生活。先是妹子上学，后失娶老婆生孩子，我要放开手脚做事，成功了就好，要是失败了，几张嘴就得挂起来了。”“你妹子后来咋样？”“考上大学了，嫁给了同学去了广东。”“现在家里几个人。”“一个老婆两个儿，双胞胎，想多要也不成。”“好着呢，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嘛，到了这一步了，也就不和别人比了，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了。”“对着呢，人要会想，就说这西安市吧，走到哪都能看到我们修过的房，但我们自己连个卫生间都买不起，谁不想在城里住啊，但是到头来还是要回老家，虽然不像以前人家说的种粮的没粮吃，但是现在最起码是修房的没房住，建设城市的是城市不要的人。人要是想不开阿，谁还来给别人建楼呢，那就是自己也受穷，城市也不发展。到了这把年纪了，也不图啥了，两个娃都上高中了，他们要能考上大学，我就把他们供上大学，能上研究生就供上研究生。他们工作了能养活自己了，我也就回家了，再也不过这种日子了。”
“那就是的，养儿防老嘛，他们大了，你也老了，就是这样转这来的。咱这些人，要钱没钱，要关系没关系，只能这样过了。”董河星说：“是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不能比。不过在西安我还真有一个关系，人家能力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只要我求他，他肯定能帮我。但我就是不愿意麻烦人家。”“啥关系？”“我教过的学生。”“你不就当过半年老师吗？都二十几年了。”“是啊，就那半年，那一个年级也就出来了那么一个，前几年人家打电话打到我村上去了，当时我刚好在家里，我才知道人家后来上了大学，在西安一个报社，还是个小领导。我当时在边家村工地上，他离我只有一点点远，他给我留了电话，让我到西安联系，我一直没有好意思和他联系。我这到处跑的，我不联系他，他也找不到我。后来在一个工地出了点事，我给人家打了个电话，人家过去了一趟，啥事都解决了，我们也才见了一次面。这有一两年没联系了，也难得人家记得我这个只教过半年的老师啊。”“现在的人能念这份情的不多了，其实你也不要在意那些，人家能联系你，就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该联系就联系。”“我倒不是顾虑啥的，只不过也没啥事，自己的日子还是自己过，人家那份情我心里记着就好了。”
在工地火烧火燎的夜晚，两个男人一边扭着钢筋一边絮絮叨叨的拉着家常，农民工的生活其实很简单，就如同他们的目的一样单纯，用自己的汗水去赚取自己的生活，他们不太在意付出与收获间的巨大差距，他们在意的是每一分付出都能有报酬，因为这就是生存。
在这个工地上，经常能听到董河星悲怆的歌声：“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里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在这里失去。西京西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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